陳凱文：區諾軒襲警案，是否輕判？
去年7月7日遊行過後，時任立法會議員區諾軒在旺角以「大聲公」向警司高振邦叫喊，令對方聽力受損，又稱呼另一警員為「毅進仔」及用咪高峰敲對方盾牌，因而被判兩項襲警罪罪成。最終，裁判官梁嘉琪只判處區諾軒接受140小時社會服務令。
不諱言的說，今次案件的判決，實在有疑似「放生」之嫌。事實上，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日前接受訪問時，已指出根據2002年3月的HKSAR v Chan Hung-yau一案，高院法官馬永新曾在判詞表示：「襲警毫無疑問是嚴重罪行，除非情況非常特殊，否則應該判監」，證明裁判官似乎未有依照遵循高院的判刑指引。
說到這裡或許有人會說，區諾軒跟過往的襲警案不同，因為他跟警員並無直接身體接觸，所以屬於「情況特殊」。可是，不論2002年的梁俊威案（HMCA 52/2022），還是2013年紀鎮基案 （HCMA 273/2013），兩名被告都是用「大聲公」襲警，兩人都是被判罪成，最終梁俊威被判入獄三個月（另加阻差辦公被判囚兩個月，合共五個月），紀鎮基則被判入獄六星期，可見「情況特殊」一說並不成立。裁判官若是根據過往案例判決，區諾軒便應被判監禁。
更讓人費解的地方，在於裁判官提出的減刑理由。梁官判刑時引述報告指，感化官形容區態度合作，有悔意並願意承擔後果，感化官對他有信心，建議判處中等程度的服務令時數。梁官考慮到兩項控罪源於同一事件，以及被告初犯、案情背景，最終判處140小時社會服務令。
首先，被告是否初犯，跟應否判監及減刑，其實沒有直接關係。高院過去既有判刑指引，表明襲警理應判監，下級法院便應跟隨，至於入獄時間的長短，主要要看案件性質的嚴重性，以及刑罰所產生的阻嚇作用。是故，所謂初犯作為減刑理由，純粹是裁判官本人的主觀判斷。
其次，裁判官接納感化報告的說法，認為被告有悔意，亦是讓人感到莫名其妙。先不論區諾軒聞判後，已立即表示不服上訴，區諾軒在受審期間，明明是否認控罪，並且一再重申，自己沒有直接接觸事主，不能視作襲擊。感化報告又是憑什麼認為，被告有悔意及願意承擔後果？裁判官又憑什麼接納感化報告的意見？
此外，裁判官只有因為被告不滿21歲，才須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9A條的規定，在判處被告監禁前，考慮其他適當的處置方法。換言之，裁判官在可以直接判監的情況下，聽取感化報告的意見，顯示他在正式宣判前，已有意判處被告社會服務令。
更加值得斟酌的是，法官竟以「案情背景」作為減刑因素，讓人懷疑此一判決，有可能受到裁判官的個人政見影響。若非有人認同反對派的政治主張，又怎會覺得被告在當時的「案情背景」下犯案，屬於可以輕判的減刑理由呢？
總括而言，今次區諾軒襲警案判決，似乎再次證明，法院近年的判決為何屢屢惹來爭議，便是在於法官或裁判官量刑時，似乎沒有一套客觀準則，更似是隨着主觀意願行使酌情權，甚至可以不依照過往案例判刑。如此一來，又怎能怪公眾質疑法院判決的公正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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