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映：客家人為什麼尚武？
筆者上兩期在《思考香港》專欄發表了「天台上的武館」、「一個客家武林的故事」之後，有多位讀者提出同一個問題：客家人為什麼尚武？筆者嘗試從三個方面作答。
其一、歷史原因。客家人四海為家，遷移的規模及頻密度，為漢民族所有民系之最。新來乍到，與當地人產生利益衝突及習俗之爭，在所難免。自明代以來，有紀錄的｢土客械鬥｣有幾百次，僅1854-56年發生於廣東四邑的土客大械鬥，就有逾萬人傷亡，可見客家人和本地人衝突之血腥。
明清時期，閩粵居民大規模渡海墾台，客家人把好勇鬥狠的習氣也帶到了台灣。不同的是，約架的雙方，已由客家人之間轉變為客家人對陣來自泉漳的「鶴佬」。因土地、水源之爭，釀成史書上讓的「閩客械鬥」事件。一個值得探究的現象是，汀州客家人雖也是閩人，但卻與粵東的客家人站在同一戰線；而潮州雖屬廣東，潮陽、揭陽、汕頭等地民眾卻與泉州漳州人「聲氣相通」。可見，語言跨越省籍，成為站隊的標桿。
由於頻發爆發的械鬥，客家人慢慢形成了悍勇尚武的民風，這能夠從其習武的風氣窺見一斑。客家人普遍操練的南螳螂拳、金鷹拳等拳種，都是械鬥經驗後所創。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紅磡開武館的南螳螂拳宗師葉瑞，正是師承從粵東遷徙而來的客家拳師。早期在九龍、新界星羅棋布的客家村，男童及青壯普遍都練過拳腳。
美國學者韓廷敦在《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有這樣的評語：「客家人很注重武技，每一個市鎮都有練武習藝的團體。他們所以要注重武藝，原因很簡單，就是為了自衞，因為客家轉徙萬里，沿途難免受到搶奪……」
其二，地理及生活環境使然。客家人喜歡擇深山而居，毒蛇猛獸出沒、山賊土匪為患。為了守護家園，除了習武之外，客家人還修築圍屋、碉樓，恍似半軍事化堡壘。福建的永定土樓、廣東梅州的圍龍屋、香港沙田圍村的曾大屋，都是鮮明例子。
創辦香港《星島日報》的福建客家人胡文虎，曾經撰文指出：「我先民既遠離故土，雜居於其他先住居民之中，僻處僻阻之區，時虞意外侵迫，不能不藉腕力以自衞，故風俗自昔即多習武角藝，惟處世謙和，而守義勇往。男富強毅弘深之氣，堅韌不屈；女無纏足怯弱之習，健美有加。」
其三、傳統使然。客家人因為長期跟本地人械鬥，積累了很多實戰經驗，投身軍旅既是謀生的出路，也是傳統優勢。近代以降，客家民系猛將如雲，在近現代中國軍事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篇章。
舉一例，有歷史學家戲稱太平天國之亂為一場大型的｢客家人叛亂｣。洪秀全、楊秀清、石達開等主要將領，都是客家人。在對陣的另一方，清軍也有不少重要將領是客家子弟，如江南大營猛將張國梁、鎮南關的馮子材、黑旗軍首領劉永福都是客家籍。客家武將在清末的地位可見一斑。
民國初期，｢南天王｣廣東軍閥陳濟棠、國民革命軍參謀長李濟深皆客家裔。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更有不少客家籍的軍人。紅軍早期的不少軍官都是客家籍，因為紅軍最早最活躍的區域在福建、江西，譬如毛澤民發動秋收起義之後建立的根據地井崗山以及「紅色聖地」瑞金，正是客家人聚居地。
抗日及隨後的國共內戰，國共兩軍均有眾多客家將領，各為其主，鐵血拚殺。比如國軍的薛岳、羅卓英、黃伯韜、黃琪翔、張發奎、余漢謀、范漢傑、黃鎮球、歐震、羅友倫等等，共軍陣中的朱德、葉劍英、葉挻、楊成武、曾生等，都是叱吒風雲的人物。
客家山區有三個著名的「將軍縣」，其中梅縣有將軍229位，大埔有將軍203位，興國有將軍一百多位。可見客家人尚武，金弋鐵馬，名聲是打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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