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闊歷史》：瘟疫二三事（下）
作者：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黎鎬文老師
承《瘟疫二三事（上）》 ，筆者續問：瘟疫於帝制中國之情況？瘟疫與朝代衰亡之關係？是為本文之問題意識。筆者以明末大瘟疫 (註1)（1579—1588，1610—1611，1633—1644）作個案研究（case study）。
明末大瘟疫之概況：萬曆大疫和崇禎大疫
明（1368—1644）末政治紛亂，黨爭頻仍，後金（1616—1636，滿清前身）來犯。若這些論調為明衰之人禍，明末大疫則為明亡之天災。
註2
可見，瘟疫於明朝各時期之爆發愈趨頻繁，時至明亡前廿年，幾乎每年一疫，其中以萬曆（1573—1620）和崇禎（1628—1644）年間之三次大疫尤甚
萬曆大疫以大頭瘟和「喉痹」瘟為主，自源頭山西中部，蔓延大江南北 (註3)，其中以山西為重災區，故三十年後之萬曆三十八年（1610），瘟疫再度爆發。是次瘟疫，歷時之久，地域之廣，規模之大，對明末社會危害極深。
崇禎六年（1633）始之大疫，同源自山西，續而蔓延全國，甚至明亡之際（1644），瘟疫仍然猖獗。崇禎十六年（1643）八至十月，京師內外之疫情達至高潮。(註4)
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一人染病，傳及闔家，兩月喪亡，至今轉熾，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號滿路。(註5)
前文提及之明末名醫吳有性（1582—1652）亦稱此疫為「探頭瘟」，即「一探頭即染病死也」，威力與今之病菌、病毒，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
《明史》〈志第四‧五行一水〉有關「疾疫」之書影(註6)
明末人口銳減
萬曆年間，瘟疫肆虐，北方人口銳減，其中包括山西、北直隸、河南、陜西、山東等，「人相食」、「十亡八九」、「死者過半」、「死者枕藉」、「死者甚眾」等記載，多不勝數。經專家推算，北直隸疫區死亡人口達總人口之40%，約180萬人死於瘟疫，連同陜西、山西、河南三省，死於災荒和鼠疫者，合計約700萬人，約佔全國人口的4%。(註7)
崇禎大疫之災情更為嚴重，遠超萬曆，大江南北，哀鴻遍野，一片蒼涼。
註8
崇禎末年，中國人口約餘一億五千二百五十萬人，以崇禎三年算起，瘟疫正是奪去這四千萬國人性命的主因之一。
電影《大明劫》劇照（網上圖片）
由是觀之，明末人口銳減，對其社會、經濟、民生之影響，相信不言而喻。再者，瘟疫對時人身心之影響尤深，瘟疫不僅鼓吹迷信，更把國人籠罩於恐慌之下，人情冷漠，民心欲離，倫理失序，泱泱大國，不堪一擊。故《中國瘟疫史》作者：「所謂明朝先被瘟疫打敗，才被清朝（1644—1912）消滅的說法並不誇張」(註9) ，此說甚值參考。
註
1 亦稱明末大鼠疫，指明末三次大瘟疫，分別於：（1）萬曆七年（1579）至萬曆十六年（1588）；（2）萬曆三十八年（1610）至萬曆三十九年（1611）；和（3）崇禎六年（1633）至崇禎十七年（1644）。（余新忠：《瘟疫下的社會拯救——中國近世重大疫情與社會反應研究》［北京：中國書店，2004年］，頁49。）
2 同上，頁58。
3 自源頭山西中部向北傳播，再以大同為中心，分別向西之山西繼續傳擴散，向東傳入京師（今北京和河北），再至山東。同時，山西中部之瘟疫南傳至潞安，並以其為中心，傳至河南，再至南京徽州府（今安徽），再至南京各地（今江蘇）、江西、浙江。（同上，頁65）
4 與萬曆大疫相比，崇禎大疫：（1）傳染更迅速，死亡率更高；（2）蔓延地域更廣；（3）河南、京津等多個地區成為疫埠，遍地開花；（4）瘟疫承萬曆而來，當然亦略為變種。（同上，頁71¬—73。）
5 轉引自：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年）〉，《歷史研究》，1997年1期（1997年1月），頁25。
6 張廷玉（1672—1755）：《明史》（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卷28，〈志第四‧五行一水〉，頁18。
7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四卷‧明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426—430。
8 同上，頁451—452。
9 黃文雄著，蕭志強，李明峻譯：《中國瘟疫史》（臺北：前衛出版社，2005年），頁87。
參考書籍
[1] 余新忠：《瘟疫下的社會拯救——中國近世重大疫情與社會反應研究》（北京：中國書店，2004年）。
[2] 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年）〉，《歷史研究》，1997年1期（1997年1月），頁18—32。
[3]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四卷‧明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
[4] 陳旭：《明代瘟疫與明代社會》（臺北：崧博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8年）。
[5] 黃文雄著，蕭志強，李明峻譯：《中國瘟疫史》（臺北：前衛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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