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文：可引國安法由中央接手抗疫嗎？
香港的第五波疫情，至今依然嚴峻，確診個案近日雖連續四日下跌，但是快速測試陽性的數字並不包含在內，加上快測結果申報網站最近兩日才正式啟用，而系統並不保證申報快測陽性的市民，會在申報後立即獲得救治，造成身邊部分朋友在快檢確診，並在家中靠成藥挺過去之後，無意把自身已遭感染的結果上報。換言之，現時實際的確診人數，理應遠高於官方公佈的確診數字。
鑒於港府現時的抗疫整體表現，已惹來部分建制派不滿，結果在上週五(4/3)舉行的立法會一個委員會中，多名建制派議員均批評港府抗疫不力。當中，身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經民聯梁美芬批評，特區政府未能控制第五波疫情，並宣稱只會給政府幾天限期，如果仍無改善，便會考慮提出引用《港區國安法》第3條，將抗疫工作交由中央接手。
可是不諱言的說，所謂「引用《港區國安法》第3條，將抗疫工作交由中央接手」，法理上是否說得通？先不論疾病預防及控制，是否屬於維護國家安全的事務，即使假定疾控屬於非傳統安全事項，大家只要細閱《港區國安法》第3條的條文，便會發現此乃總則性條款，述明中央與特區在維護國安事務上的權責。
當中，《港區國安法》第3條第一款主要述明維護香港特區的國家事務屬於中央事權，第二款述明港府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和職責，第三款述明特區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應以《港區國安法》及其他法律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安的行為和活動。整條第3條均沒述明香港在何種情況下，可由中央政府接手處理香港的維護國安事務。
那麼，《港區國安法》有否條文授予中央接管香港的維護國安事務呢？有，第55條及第56條便述明三個情況之下，駐港國安公署可在中央政府批准下行使管轄權，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有關檢察機關行使檢察權，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有關法院行使審判權。然而，大家若有細閱條文，便會發現條文是授權駐港國安公署打擊危害國安的犯罪行為和活動，不能作為授予中央直接接管香港抗疫工作的條款。
相比之下，《基本法》倒有一條條款涉及中央全面接管香港所有事務，那便是《基本法》第18條第四款。跟《港區國安法》第3條不同，《基本法》第18條第四款明確地授權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可宣佈香港進入戰爭狀態，或在香港發生港府不能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時，可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然而，即使假定港府因抗疫不力，致使疫情失控，似乎不屬於條文所提及的「動亂」情況，第18條第四款自然並不適用。
換言之，不論《港區國安法》第3條還是《基本法》第18條第四款，似乎都不能作為中央直接接管香港抗疫工作的法理基礎，只是港府在抗疫上若是陽奉陰違的話，中央是否真的甚麼都不能做呢？不是。大家不要忘記，中央政府其實還可引用《基本法》第48(八)條，直接向特首發出具體的抗疫指令，特首則有執行指令的憲制責任。
由是觀之，中央其實可以透過發布指令，向港府提出抗疫指標，乃至是具體的抗疫措施及時限，只有在指令被特首忽略或拒絕執行，或者出現港府官員或其他公職人員集體抗命，而其抗命情況無法被港府控制之時，香港才算出現《基本法》第18條第四款所提及的「動亂」情況，屆時才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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