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文：人大釋法乃維護和行使中央事權
執筆一刻，全國人大常委會已正式召開會議，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亦已受國務院委託，在會上作關於提請解釋《港區國安法》有關條款的議案說明，意味着早前坊間流傳人大不會釋法的傳言，已經宣告破產。可是人大不會釋法的傳言已破，坊間早前卻曾有意見認為人大毋須釋法，所謂香港可否自行解決的問題，以及此種意見背後反映的社會現象，似乎仍然值得一說。
修訂本地法例，或會招致司法覆核
縱觀這些香港可自行解決的意見，主要是針對終審維持原判，批准黎智英聘請英國御狀Tim Owen之後，當局可以何種方法阻止Tim Owen來港，例如：修訂本地《法律執業者條例》，或者由香港國安委發出指令，要求入境事務處拒絕向Tim Owen發出工作簽證，甚至是禁止對方入境。可是這些建議，其實都存在可行性和合憲性的問題。
先說建議的可行性，筆者過去已曾在另一媒體的文章指出，由於法院批准黎智英聘請Tim Owen的判決，是在修例前作出，因而便會出現修例的溯及力問題。假如修訂的法例不具溯及力，即使Tim Owen依舊可來港為黎智英辯護，假如修例具溯及力，對方必然會提呈司法覆核，質疑修例缺乏《港區國安法》相關條文支持，結果很大可能是政府敗訴。
國安委發指令禁入境，猶如擅自釋法
說到這裡或許有人會說，由於《港區國安法》第14條規定：香港國安委決定免受司法覆核，所以由國安委作出指令，拒絕向Tim Owen發出工作簽證，甚至禁止對方入境，是可行的辦法。然而，這一做法的本身，某程度上是意味着香港國安委在變相釋法，擅自認定國安法被告人獲准聘請非本地執業律師，不屬《港區國安法》第5條所提及的「辯護權」，有違《港區國安法》的立法原意。
然而，《港區國安法》第65條只有把釋法權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並沒授予香港國安委，正如香港法院沒有釋法權一樣。如此一來，不論是香港國安委指令入境事務處拒發工作簽證，抑或是修訂本地法例，其實跟香港法院批准黎智英聘請外地律師一樣，是變相擅自解釋《港區國安法》的越權行為，分別只是港府(或國安委)對於《港區國安法》第5條關於「辯護權」的理解，跟香港法院相反而已。
正因如此，在香港特區任何權力機關均沒《港區國安法》釋法權的情況下，港府在修訂本地法例，還是香港國安委作出決定之前，均應先透過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建立其後續行動的法理依據。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沒有釋法的情況下，香港國安委透過自行解讀《港區國安法》的方式作出決定，其決定雖可因《港區國安法》第14條的規定而免於司法覆核，但是仍可被全國人大常委會判定為越權的無效決定。
黎智英請洋狀案 蠶食中央事權
另一方面，雖然很多人未必願意明說，但是人大必須釋法，問題關鍵根本不在於黎智英案是否某些人口中的「國安頭號重案」，而是香港法院准許黎智英聘請Tim Owen，其實是在變相擅自釋法。除此之外，由於香港法院批准黎智英聘請外地律師，乃是源於本地《法律執業者條例》第27(4)條的「專案特許」機制，這便衍生另一個問題：香港法院是否具有判別某條本地法律規定適用於國安法案件的權力。
根據《港區國安法》第62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規定與本法不一致的，適用本法規定」，條文並沒列明哪個機構有權判別某條本地法律規定是否跟《港區國安法》一致。鑒於我國是單一制國家，《港區國安法》性質上屬授權法，根據公權力「法無授權即禁止」原則，香港法院似乎無權判定某條本地法律是否跟《港區國安法》抵觸，而是應該交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判定。
由是觀之，不少人主張所謂的香港可自行解決，其實只是單純地令Tim Owen無法來港為黎智英辯護，卻無視人大釋法的根本性問題，其實在於香港法院在審判過程中，已是有意或無意地擅自釋法，並擅自判別某條本地法律是否與國安法抵觸。面對中央事權疑似被蠶食的現象，中央若不以行動加以維護的話，二十大報告強調的「落實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便將無從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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