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兆麟：大幅加稅無助控煙 政府應從長遠措施入手
去年年底，筆者曾撰文討論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提出的控煙政策倡議，指出委員會的「無煙世代」建議不是成熟的措施，無助政府進一步壓低吸煙率，不是持續而有效的控煙方法，希望政府考慮該提案前應多作思考，不可冒進。及至今年一月中，委員會再提出大增煙草稅100%及隨後按年增加稅率，引起社會討論。大加或小加、應加或不應加，眾人面對調整煙草稅與否，皆有各自的理據，不過筆者依然認為，加煙稅是缺乏整體思維的政策，不應胡亂落實。
「大幅增加煙草稅，令吸煙成本上升，煙民難以負擔貴煙，自然會選擇戒煙。」每當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提議增加煙稅，都會以這個理由支持，但其實加稅的作用比想像中少，委員會這次的提案，是為了迎合特區政府訂下於2025年將吸煙率下降至7.8%的KPI而「交功課」。PR上霸佔了媒體版面，但說了不等於做了，這個建議真的能做到嗎？
「加稅會助長私煙市場壯大」的說法，看似是老生常談，但近年私煙數字日漸嚴重，故此不得不一提再提。去年海關共檢獲超過7億支私煙，而且繼續有上升趨勢，截至今月12日，海關新一年已經檢獲約3千1百萬支私煙，可見私煙禁之不絕。若然政府最終決定聽取委員會的建議，大幅增加煙草稅，提升香煙售價至100元一包，不難想像本港私煙市場的規模會繼續增長。而當私煙對本港社會的影響持續加劇時，大增煙稅的阻嚇力就會大打折扣，更會令煙草稅成為私煙集團鞏固甚至擴充客源的助燃劑。從政策可持續性來看，這類政策後果嚴重，並不可取。
另一方面，數字顯示回歸以來吸煙率下降已是趨勢，而箇中原因當然有很多，可能是控煙政策的成效（例如室內禁煙），也可能是本地的社經因素（例如市民尤其在疫後普遍更注重自己健康而主動戒煙、吸煙文化在年青人眼中起了變化等）。加煙稅作為一項單一的間歇性政策介入，對於降低吸煙率的成效其實比委員會聲稱的來得低。2008年至2014年間，政府曾三度增加煙草稅，其間吸煙率下降了1.2個百分點。此後政府沒有調整煙稅，但吸煙率繼續下降了1.1個百分點，並於去年度錄得9.5%，令本港吸煙率首次出現個位數字。即使煙草稅已經沒有調整一段時間，但控煙進程的成果依然成績斐然，進一步證明了增加煙草稅與加速吸煙率下降之間沒有必然關係。
順帶一提，委員會喜歡使用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數字，證明加煙稅有效降低吸煙率，這是站不住腳的。首先委員會沒有考慮其他控煙政策其實同時推行，而香港控煙進程在八十年代才開始，將吸煙率由廿幾個百分點拉落，當然比現在容易。況且八十年代未有手機，不像現在的私煙那樣唾手可得。委員會一直強調加煙稅是最有效的控煙方法，顯示他們的視野有頗大侷限，沒有考慮更多可能性。
吸煙率能一直下降，政府多年來針對煙害的宣傳教育，以及各界提供的戒煙支援服務都功不可沒，而這些措施是更可持續和長遠的。政府若希望在控煙政策上多走一步，不妨繼續從這些方面入手，加大宣傳教育的力度，以及對增加戒煙支援服務的資助，循序漸進協助更多人戒煙。
也許以往煙稅的確成功讓部分煙民戒煙，但放眼現在，大增煙稅的效果成疑，加上政府若然無法準確掌握加稅幅度，魯莽地大幅增加煙稅，效果只會適得其反。新一輪控煙工作的公眾諮詢快將開始，筆者期望特區政府可以多聽取各方意見，並考慮其他更可持續的控煙措施，而不要將大幅加稅奉為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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