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溢謙：淺談控煙政策--「靠嚇」和加稅是否最佳辦法？
政府於2月發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後，有意見認為政府對基層的支援力度減少，除了消費劵金額減半外，另一項對基層而言首當其衝的措施，便是煙稅增加31.48%。事後政府解釋稱，此舉一來可以增加部份政府稅收，二來可以促使煙民戒煙，又透露將分階段再提高煙草稅，並推展更積極的控煙措施，但這些措施又是否控煙的最佳辦法？
政府早年提出《邁向2025：香港非傳染病防控策略及行動計劃》，提及希望控制吸煙率在7.8%的水平，並在去年正式將此納入政府施政的「關鍵績效指標（KPI）」之一，政府亦透露將於今年就下階段控煙工作進行公眾諮詢，想必當局未來將會提出更多控煙措施供公眾討論。就此筆者認為在正式討論控煙措施之前，我們要先界定這些措施屬於鼓勵性或是懲罰性措施。
一般而言，懲罰性的措施會更快見效，直接提供負面誘因的效果會更為強烈。在控煙方面，政府一直以來都是傾向使用懲罰性措施，包括上調煙稅、禁止室內吸煙等等，以限制煙民吸煙的自由及要求他們付出額外成本，從而促使他們戒煙。在多年的打擊政策下，吸煙率確實是逐年下降至去年的歷史最低水平（9.5%）。但因而歸因懲罰性措施有效，又是否有點直線邏輯？
行為主義心理學家Burrhus Frederic Skinner於1938年提出了操作制約理論 （Operant conditioning），指可以透過將增強（reinforcement）、懲罰（punishment）等方式結合，更具效率地改變個體的行為，例如「正增強」是透過給予好的結果來引發行為動機，「負增強」是藉由消除痛苦的結果來引發行為動機。而現時政府採用的控煙政策則傾向採取懲罰方式，給予令煙民厭惡的刺激以促使他們戒煙，雖然這樣也可取得成效，但不是長遠而正面的行為制約方式。在只有懲罰措施下，假如煙民找到私煙或其它類似香煙的替代品，他們依然會繼續吸煙。
懲罰性措施的成效並不確定，但幾可肯定會催生負面後果，可謂未見其利先見其害。煙稅增加後，可預見一些長期依賴煙草的市民或會轉向購買私煙而非戒煙，而走私問題將會繼續惡化。政府宣佈增加煙草稅後，海關破獲多宗走私香煙案件，其中於3月在青衣和油麻地檢獲估值約8,900萬元的懷疑非法私煙；海關又透露，提高煙稅後至3月初所檢獲的私煙市值2億元。鼓勵性質的政策措施或比「一味靠嚇」更能推動政策，而這在外國有不少例子。
1990年代初，挪威的監獄和教育改造部門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更注重教育和改造犯人，而不再聚焦於「報復性」懲罰上。當地於2010年設立哈爾登監獄（Halden Prison），提供與一般環境較高壓的監獄環境，在囚人士可以做瑜伽、釣魚、在草地上散步等，監房設備完善。數據顯示當地罪犯出獄後的重犯率只有20至25%，和以往的60至70%大有分別，證明「懲罰性措施」難以令人真心改變行為模式，提供正面獎勵有時更具吸引力，長遠也更有效。
自2008年至2015年，政府曾三度增加煙草稅，其間吸煙率下降1.2個百分點；此後政府沒有上調煙稅，吸煙率則繼續下降1.1個百分點。這或顯示以往懲罰和標籤煙民的控煙方針已經不奏效。無論是從長遠推動控煙進程，或是於2025年前將吸煙率降至7.8%的KPI，政府都有必要在即將進行的公眾諮詢上，全面檢討控煙方針和策略，並考慮從加強鼓勵性措施入手，例如加強戒煙服務支援，提供戒煙誘因，方可達到長遠降低吸煙率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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