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關於高等教育財政體系的課堂中，同學以個人或小組形式可以選擇自己感興趣的國家或地區向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提出問題，並且就生成的回答進行反思及討論。在這一個過程中，學生能夠從自己感興趣的內容出發，更加有參與感。雖然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創建個性化的內容和反饋，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不能替代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和反饋。教師在為學生提供指導和支持方面仍然發揮著關鍵作用。

Airbnb的到來會導致房屋租金上升3.6-4%

除了令第一代大學生適應香港的高等教育制度，更重要的是加強大學對他們及其家長的整體援助。究竟香港的大學目前能否全面和有效地支援本地和來港就讀的第一代大學生，建立平等教育環境，是值得讓人反思的議題。

內地學生現已成為香港留學生中最大的群體，政府和學校應該重視他們的關切和採取積極措施，促進內地生更好地融入校園和社區，提升留學體驗感，增強香港的大學對全球學生的吸引力。政府可以在財政和政策上支持和鼓勵相關政府部門及社會團體，開展多種形式的以增進文化理解共融和交往互信為目的的活動和項目。

在新冠疫情期間，一方面，居民較長時間留在自己的社區，能藉此加深彼此認識和了解。另一方面，研究結果顯示因為在家工作措施，相比疫情前，住客更易受到鄰居不當行為的滋擾，因而醞釀更多鄰里衝突和糾紛。顯而易見，在缺乏有效的外在制度之下，我們難以依賴居民本身自律或彼此作出協調，減少對鄰居的滋擾。

大學教育的核心在於激發學生的創造力。在人工智能時代，獲得資訊變得愈來愈容易，大多數的資訊可以透過人工智能獲取。然而，知識的創造和應用仍然需要人類的創造力。因此，未來的大學教育應該更加強調培養學生的創造力，以便讓他們從事創造性的工作，以跟上人工智能時代的步伐。

疫情改善，對外賣餐飲服務需求銳減，少數族裔車手自覺議價力低，只好更加忍受餐飲外賣平台的剝削性待遇。 少數族裔在疫情前，經已往往因為無意識偏見和語言障礙，而更易被解僱、遭遇就業困難。市道雖然漸次「復常」，少數族裔勞工則未必如願。

行政成本高昂一直是困擾香港社會福利體系的重要因素，數碼技術的引入或許能減少繁文縟節，更精準地將福利匹配給符合資格的人士，大大提高行政效率。不過，在引入數碼技術的同時，如何保障市民的隱私及避免出現數碼不平等和新的福利排斥，香港與世界各國面臨同樣的困擾。

近年愈來愈多人引用「東升西降」一詞，筆者認為即使出現「東升西降」的情況，香港經濟發展也因美國經濟情況受限，難以從中獲得長遠的效益。

不論在香港還是其他先進經濟體，最低工資及職津都是解決工作貧窮最重要的政策之一。 政府及最低工資委員會在調整最低工資時，固然需要考慮疫情的不穩定性，但亦不應只着眼於個別企業的短期成本。僅將工資視為生產成本並最少化，以維持成本主導的競爭，無助於提高職位及工作生活的質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