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文：暴動罪有違公義嗎？

日前，立法會議員區諾軒在報章撰文，批評現行《公安條例》第19條的暴動罪過時及有違公義。區諾軒認為，現行暴動罪並無「共同目的」（common purpose）作為其中一項控罪元素，「破壞社會安寧」的定義百搭、模糊，因而主張多項修訂，並聲稱法例修訂之前，政府應該接受泛民提出「撤回暴動定性」、「釋放被捕人士」的兩大訴求。然而，區諾軒文章的部份觀點，實在值得商榷。

首先，所謂公義是一種道德價值概念，不同人有不同的準則，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一條法例的入罪條件是否寬鬆，又或者刑期是否過長，都不能證明該條法例不符合公義。只有該條法例侵犯公民的人身、財產，或者損害其公民及政治權利的正常行使，這才涉及所謂的公義問題。

其次，區諾軒提到港英政府曾在1995年修訂《公安條例》，取消了原有的遊行牌照申請制度，但是修訂在回歸後被取消，由不反對通知書制度取代。然而，不論回歸前的遊行通知制度，還是不反對通知書制度，都是用作規管和平集會的舉行，而港英當年的修訂，根本不涉及現行暴動罪及非法集結罪的修訂。因此，區諾軒提到港英政府的《公安條例》修訂，根本跟暴動罪是否符合公義，根本沒有任何關係。

其三，區諾軒提到現行暴動罪並無「共同目的」（common purpose）作為其中一項控罪元素，但是並未提及有此入罪條件的必要性。事實上，暴動參與者即使沒有「共同目的」，也可以一同做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例如有人可能純粹因為「貪玩」而參與暴動。假如有人確曾參與暴動，並且作出損害他人或財產的行為，但是因為沒有「共同目的」而脫罪，又是否真的符合公義？

其四，不論有否「共同目的」作為入罪條件，也不代表有人會因為「圍觀」而獲罪。畢竟，不論任何人被控暴動罪，其舉證責任均在控方身上，控方必須提供沒有疑點的證據，證明被告在案法現場曾經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假如控方沒有足夠證據提告，即使告上法庭，法院也難以判被告有罪。

其五，區諾軒在文中宣稱，「破壞社會安寧」定義當中的「害怕人身(或財產)相當可能受到損害」，其概念非常百搭、模糊，但是被告如未曾在案發現場作出或意圖作出襲擊、毆鬥、刑事毁壞或刑事恐嚇的行為，「害怕人身相當可能受到損害」一說，自然難以成立。至於區諾軒提到現行定義下，未曾作出實際損害也有機會獲罪，也未必不符合公義，因為聚眾向他人作出刑事恐嚇，也沒造成實際損害，但是也應算作犯罪行為。

其六，區諾軒建議暴動罪的最高監禁刑期降至3年，但是他既無提供其減刑的合理依據，亦沒談及現時的10年最高刑期怎樣不符公義，更沒談及減刑對於刑罰阻嚇性的影響。事實上，部份國家如德國和日本，其暴動罪最高監禁刑期也是十年，可見香港現行法例的最高刑罰，並非特別嚴苛。

其七，區諾軒建議暴動集結人數由3提高至12，其理據是英國法律委員會認為3人門檻太低，並不構成暴動威脅。其實，能否構成暴動威脅，應以案發現場，以及暴徒持有甚武器釐定，而非人數多寡決定。況且，香港的人口密度遠高於英國，所以3個人在鬧市中破壞社會安寧，所帶來的混亂和影響，也是英國無法比擬的。

最後但是不得不說，即使現行法例需作修改，也不代表現時被捕者應被釋放，更加跟所謂的「撤回暴動定性」沒有直接關係。因為法例即使根據區諾軒的建議修訂，部份疑犯也極有可能觸犯修訂之後的暴動罪。是故，區諾軒即使認為暴動罪應該修訂，也只能主張控方應在法例修訂之後，採用修訂後較寬鬆的規定，審理修例生效前已經觸犯該條法例的疑犯。法例需作修訂，並非主張「撤回暴動定性」、「釋放被捕人士」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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