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映：香港的村校
上一篇寫了《香港消逝的風景——梯田》，反響頗為熱烈。有些讀者留言問，香港還有其它消逝的風景嗎？
村校，也就是鄉村的學校，算是一道已經消逝的風景線。筆者不肯定香港是否還存在村校，但縱算有也是落日餘暉。
「崇文重教」是客家人的優良傳統。村校則是客家人薪火傳承，自強不息的一個縮影。由於地理條件限制，「耕讀傳家」成了向上流動的階梯。用時下的說法，就是「知識改變命運」。這是客家地區盛行父教子習、兄弟相長、崇文重教的主因，亦與歷朝歷代南下的中原士族傳統一脈相承。
香港的大多數村校，座落在新界及離島的客家原始鄉村。最早源於宗族祠堂、鄉紳或秀才興辦的學塾、家塾、書室或書院。客家族群設館啟蒙，為的是讓其子弟不至於成為文盲。理想遠大一點的，就是希望藉此考取功名，光宗耀祖。
1898年港英政府接管新界後，對原有的農村社會模式、生活習俗，包括教育政策均不作干預。直至1913年，香港政府首次立例規管香港所有公立及私立學校，要求所有學校均須向香港政府註冊。據統計當時新界共有學塾260間，但學生人數僅三千多人，可見香港的基礎教育遠未普及。
二戰後，俗稱「卜卜齋」的私塾「與時俱進」，開始大規模轉型為村校。再加上本地適齡學童急增，政府開始以「一元津貼一元」的資助方式，帶動鄉村興建學校。由此，香港的村校多數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落成。
到了七十年代後期，香港經濟騰飛，百業興旺，譬如觀塘、油塘、荃灣、元朗，工廈如雨後春筍，當區村民外遷工作及居住，學童「買少見少」。地處香港海隅一角的鯉魚門海濱學校，就是在2008年成為香港最後一批被停辦的村校。
所以說，香港的村校，其實不是很久遠的集體記憶，而且很有本土特色，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私塾轉型的材校，主要是民間眾籌、鄉紳捐錢或捐地，也發動華僑捐贈。例如油塘的海濱學校，還得到遠在美國舊金山客家人的解囊相助。鯉魚門創意館的牆上，記載着「多多益善，少少無拘」的捐贈者。1954年，濱海學校再次發動擴建校舍活動，得到「萬金油大王」胡文虎夫人陳金枝女士等人捐助。胡文虎是早期名震四海的福建籍客家巨富、香港《星島日報》創辦人。
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賣田賣地賣森林賣雞鴨集資辦校，在當時的香港不是新鮮事。例如，僑所公立學校為建校，召開村民大會，透過出售「公田」，得款八萬作為基金。丹竹坑公立學校更將百年樟樹砍伐出售，所得佔集資總數的五分之二。1958年的公立華封學校，資金由山廈村、欖口村和政府三方面分擔，村民更在農作物收成和出售禽畜時抽取百分之五作建校經費。
有錢出錢，沒錢可以出力。南邊圍崇德學校創建時，規定每戶一定要付出勞動力擔「十斗淡沙」；大嶼山的杯澳公立學校，建校時的磚塊由九龍購置，但當時貝澳沒有碼頭，運磚船在漲潮時將磚塊丟到海中。清晨四、五時潮退，村民群起撿拾並搬到學校地盤。
二、早期的村校，校舍五花八門，土法上馬。例如沙田的文正公立學校的前身叫「貫萬學校」，借用客家大宅曾大屋其中一個炮樓作校舍。三鄉的白望鄉學校，也是在圍龍屋的更樓上課。元朗山廈村的華封學校，借用村中的張氏宗祠；十八鄉的永安學校，於1938年註冊時校址，是「大樹下天后廟」。
還有私墅改裝的課室，例如鏡蓉書屋由沙頭角禾坑村李氏客家族人於清朝初期興建，大埔頭鄧族的敬羅家塾發展成啟智學校，八鄉上村黎氏的植桂書室同時用作祭祀祖先和教育村中子弟。
還有在天台上課的。司徒華創辦的葛量洪校友會觀塘學校，原址在觀塘新區某徙廈天台。天台小學於19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被淘汰，學童獲編配繼續上學。
三、藍天樹下的童年樂團
村校普遍設備簡陋，教學水準參差。據海濱學校前校監羅先生向筆者憶述，因為鯉魚門村都是客家人，所以用客家話授課。那時候「先生」不是亂叫的，老師才能尊享先生稱謂。課本選用三字經、四書五經、唐詩、朱子格言等儒家典籍，入學時要跪拜「萬世師表」孔子。一位老師同時兼教四班，也包辦村內紅白二事。學生須自備書桌椅子上課，寒暑假要把椅桌搬回家。習字簿亦各家自製，開本自然五花八門。
上課安排甚至「顛三倒四」，例如長洲公立學校前身是義學，為免得失街坊，初時需要抽籤才可入讀；地處深山老林的鎖羅盆，村校只提供三年小學課程。若要繼續「深造」，孩子們就要寄宿沙頭角或大埔求學。
但當年的香港鄉村學童，可能比大都市的學生更快樂。除了讀書識字，村校的孩子們也在操場的大樹上摘荔枝，煨蕃薯，跑到田裏去插秧，挖塘泥，在廟宇點燈。村校，提供的是簡樸而又天真無邪的孩提生活。
筆者走訪了多次的海濱學校，就是一家有着百年歷史的客家村校。該校停辦之後，被香港賽馬會「活化」成為鯉魚門創意館。兩層校舍原有結構被保留，外牆「海濱學校」四個大字仍與夕陽相輝映，校園中由學生塗寫的創作仍在，徬彿在訴說這所百年老校的滄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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