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文：加煙稅是懶政心態作祟
作為法定機構的吸煙與健康委員會，近年總愛打着照顧港人健康的名義，建議政府增加煙草稅率，從而達致所謂「寓禁於徵」的目的。是故，特首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推展禁煙及控煙工作之後，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便又再跳出來，建議今年先增加煙稅一倍。然而，以控煙或禁煙之名增加煙稅，無論從法理學、實際作用和政治倫理的角度來看，都有值得商榷之處。
先談法理學的問題，在尊重人權和自由的當今社會裡，每個個體都應享有身體自主權。所謂身體自主權，是指一個人對其身體的思考與感受有自我主張的權利，包括吃甚麼、穿甚麼，以及進行何種私生活活動的權利，亦包括尊重對方是否進行某項活動的選擇。當一個人在確知吸煙將有可能帶來健康風險的情況下，依舊選擇吸煙，便意味着對方甘願承擔其行動後果，其選擇權理應受到尊重乃至保護，情況猶如喝酒、燙頭、紋身、進食垃圾食物，乃至跟參與極限運動一樣。
另一方面，根據《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7條規定：「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對於此種侵擾或破壞，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在此情況之下，吸煙即使危害健康，但從本質上是個人行為，顯然屬於私生活，不應被無理侵擾，更不應打着保護對方健康之名，向吸煙者徵收懲罰性徵稅，否則便有無理侵擾對方私生活，有違《公約》以及保障《公約》在港適用條款繼續有效的《基本法》第39條之嫌。
說到這裡，或許有人會提到二手煙的問題，但政府真的認定二手煙危害他人健康，何故不像禁毒一樣，直接立法禁售香煙？若是有人認為，除非全球立法禁煙，否則香港單方面禁煙，只會帶來走私香煙氾濫的問題，但政府亦可仿效日本，訂立《路上吸煙禁止條例》，規定當局劃定某個公眾區域，乃至大部分街道為禁煙區，然後在路上興建吸煙房，亦可變為准許食肆設置吸煙房，並規定僱主不得強迫非吸煙者進內工作，以此把二手煙問題減至最低。
問題是：政府若是真是要減低二手煙的危害，而又覺得禁售香煙只會帶來私煙氾濫，為何從未聽到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建議香港仿效日本？由是觀之，減少二手煙危害，由始至終都不是增加煙稅的直接動機，頂多只能被視為增加煙稅的間接效果，所謂「寓禁於徵」，才是對方建議增加煙稅的首要原因。如此一來，便衍生另外兩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一是香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有着顯著的貧富差距，兩者的價格敏感度並不一樣，而煙稅從本質上而言，屬於帶有懲罰性質的累退性銷售稅，即實際稅率會隨着隨納稅人收入和財富的增加而遞減。換言之，增加煙稅頂多只能逼使窮等煙民戒煙，富人的戒煙誘因則無限接近零。由一群非富則貴的委員會成員，提出如此「懲罰」窮人的措舉，難道他們真不認識階級學說，不知這樣做會激化階級矛盾乎？
二是任何一個擁有經濟學基本知識的理性人，都應知道香煙是一種成癮性消費品，需求的價格彈性一向偏低，而且走私香煙只要不是假煙的話，品質便不會因為未完稅而出現巨大差異，是經濟學上的完全替代品。換言之，增加煙稅不過是在懲罰守法的煙民，甚至是在「官逼民反」，逼着煙民購買未完稅香煙，同時讓私煙商人有藉口加價，賺取更豐厚的利潤之餘，甚至變相吸引更加多不法之徒售賣私煙，令私煙活動更猖獗。
在此情況之下，便不禁讓人想起「私酒商人與浸會教徒理論」：上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的美國，因推行全國性禁酒而造成私酒和假酒氾濫，社會出現撤銷禁酒令的呼聲，私酒商人為了讓禁酒令延續，以便賺取豐厚的利潤，於是透過「白手套」捐錢給主張禁酒的浸信教會及國會議員。說回香港，增加煙稅的實際效果，除了讓合法吸煙「貴族化」，便是進一步逼使窮等煙民轉賣私煙，反過來令私煙活動變得更猖獗。此等主張的背後是有人懶政心態作祟，隨便提出一些不用動腦子的建議，來應付特首主張的禁煙或控煙目標矣！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