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政府應該注重工作和生活平衡，帶頭提供更多的政策，如靈活的工作時間和遠程工作選擇，可以幫助減輕人才的工作壓力，進而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

少數族裔社群一直因為政策及結構性上的忽視造成世代被擠壓於基層工種上，甚或聚集於低技術工種，正如26個工種內的建造, 清潔，物流運輸業中。又或者，因社會流傳的刻板印象，認為他們全部廣東話及中文書寫水平甚低，加上文化隔閡，都不願意聘請他們，造成這些群體長期處於失業率高或工作與學歷錯配的結構性不公。政府放寬輸入外勞之前，有否更精準的了解這群體的資歷，會否符合工種的語言文化要求，以便糾正過誤，及更有效運用本地人力資源？否則，無差別的外勞輸入，會否再次及進一步將他們排拒？有少數族裔家庭經已數代在香港落地生根，把它視為家鄉，不是更能適應工作及社會需要嗎？看來政府需要更慎重仔細地研究，以制定全面精準的短長線勞工及人口以至文化教育政策。

以目前經濟回復的狀況下，畢業生找工作比較容易，進修大可以工作數年後，按照自身的需要和職場的操作才選擇一個有利的時間進行。 一來有了工作經驗在進修時會有更好實戰基礎知識的支持，二來工作三幾年再進修一個碩士學位，能更好去幫助自己去爭取進入初級管理層發展，會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筆者重視青年發展藝術科技，樂見教育界推動STEAM培養人才，小學中學及大學教育後青年投入社會成才，亦為下一代經濟之新力軍，需預先考慮人才政策的接力，以吸引於區內發展

伴隨出生率偏低和近兩年的移民潮，特區政府絞盡腦汁要在全球搶人才。可是，需要人才的不光是香港，全世界都在搶，近日加拿大又放寬｢救生艇｣政策，以圖吸引人才入籍。香港可以憑甚麼競爭？筆者認為，首先必須在形象公關方面加把勁。

長遠來說，商界不能依賴輸入外勞政策，政府應更善用其政策及協調的能力，例如強化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教育局下的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等架構，協調行業的人力需求及培訓待遇，處理整體人力資源錯配的問題，協助勞資雙方作出更長遠的投入，例如產業升級、技術培訓等，透過改善企業及工人的生產力，減少低薪職位的出現。因此，輸入外勞政策的爭議，令社會需要進一步反思，應如何應對人力發展及改善勞資關係。

當港府允許售貨員、侍應生、接待員及收銀員等等職位輸入外勞後，若本港一眾白領失業後，連當收銀員的機會也可能被內地及海外應徵者搶去。此外，在經濟衰退期間，應屆畢業生未必可以立刻得到理想的工作，但港府把這26個職位的機會完全開放後，則本地畢業生連「投入社會」及「騎牛搵馬」的機會也沒有了。

為了維持香港在國際上的競爭力，為了讓我們的下一代不用從事一些本地必需的低增值工作，輸入外勞是不可或缺的。

任何一個熟悉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說的人，都會發現如此的輸入外勞計劃，事必激化香港本已尖銳的階級矛盾，亦會令香港本地居民排拒內地居民的情緒加劇。首先，建造業、航空業和運輸業的輸入外勞計劃，雖然設有配額，但暫停執行不得輸入外勞規定的26個非技術或低技術職位，政府卻沒有提及配額，此舉如同政府為這些行業的資本家撐腰，使相關工種的本地工人徹底喪失議價能力。

筆者支持香港發展和與內地融合；惟港府一方面認為勞動力缺乏，需要引入人力資源；另一方面卻又鼓勵青年北上創業。那究竟是資源互補，還是亂了章法，值得反思。總的來看，港府至今仍欠缺一個清晰的人口和社會發展規劃，香港起碼應保持經濟運行和養起它所承載的人口是城市管治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