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釋法與香港的司法獨立並不是並行關係，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係，一次的釋法未必會損害到香港的司法獨立。對國際投資者來說，他們近年對香港營商環境的信心，更多建立在港府能否消除中美關係的緊張狀態所帶來的不穩定性。

這次人大釋法「畫公仔畫出腸」，香港社會很應該藉此機會深入領會《港區國安法》的精髓，更好地落實「行政主導體制」。

香港法院享有《基本法》自治範圍條款的解釋權、法院審案時遇有《基本法》其他條款的解釋問題時，應當在終審判決前提請人大釋法，並不適用於《港區國安法》的釋法情況，意味着香港法院只有國安法案件的審判權，並無釋法權和釋法提請權。

人大常委會為甚麼不在釋法中明確禁止海外律師參與國安案件？ 與其一刀切禁止，不如賦權行政長官根據不同個案的案情、根據有關律師的評估，逐個案式處理。

黎智英案爭議的背後，是國安法實施一年以來所面對的一些執行落實問題，由於兩地法制不同，當中存在一些磨合、理解問題無可避免，也必須及時處理，這不單是針對黎智英案，更是針對國安法的貫徹落實，中央不會袖手旁觀。可以預期，這次釋法將是對國安法的一次全面檢視，也是對社會的一次國安教育，更是明確向反中勢力表明，國安法不會存在缺口讓他們有機可乘。

雖說《入境條例》第11條授權入境事務處可拒絕批出任何人的工作簽證申請，但是法院已經批准黎智英聘請Tim Owen為其辯護律師，終審庭又已經駁回律政司上訴申請，若沒人大釋法，根據普通法的遵從先例原則，此判決便會被視為案例法。處方這樣做的話，又會否被視為不尊重法院的裁決，並因此而引來司法挑戰呢？假如對方提呈司法覆核並獲勝訴，難道屆時才再由人大釋法推翻判決乎？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估計月底的人大常委會會議不會處理釋法。但無論如何，既然特首已經提出釋法，還是要考慮如何解套。一個是自行提出撤回釋法；另一個則是人大常委會婉轉地「駁回」釋法要求，授權特區國安委自行處理。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由於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及《港區國安法》案件，已押後至明年9月審訊，相信政府有充分時間，決定如何處理外地律師參與案件的問題。

黎智英濫用壹傳媒的傳媒形象作為「保護罩」，令科技園甚至其他執法機構都不敢貿然行事，只要科技園前線人員肯仔細巡查，上級以至管理層願意認真地執行租契規定，就可及早發現

所謂國安法被告人不准聘請外地大狀下，便無法找到本地大律師為其辯護的假定，根本是偽命題。香港在《基本法》第8條規定下，原有的普通法制度得以保留，所以本地大律師一直奉行普通法地區所沿襲的「的士站原則」，即：除非有利益衝突，或案件不屬其執業範圍及其能力之內，否則不能因為個人喜好，而不接受委託，從而確保任何人，即使惡名昭彰，仍可以得到合法的辯護權利及專業的法律服務。